人间《尚书》 天耀北斗
李象润 王超
据范晔《后汉书·李固传》载，东汉名臣李固在和汉顺帝对策中道：“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上之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汉代，把人间《尚书》与天上北斗看做一样重要，它是基定人间伦理纲常和天文运行四时的基准和圭臬。《尚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经典和源头，被尊称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尚书》即上古之史书，秦汉以前只称《书》，西汉文帝刘恒以后尊称为《尚书》。其内容是自上古原始氏族社会的唐尧虞舜时期，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时期，分与《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尚书》传到今天的，是以西汉大儒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为主，共计58篇，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奠基性文献，也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远古文化历史典籍之一。
春秋时，《书》中的篇章就已成为当时官吏士大夫必读的经典。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书》极为重视，经常与弟子们讲授谈论《书》中的内容，使《书》得到广泛的传播，以致后世一直流传着孔子亲自删定《书》，并有为《书》作序的说法。战国时，《书》的内容不断发展完善，到战国中后期即已基本定型，人们诵读和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如《论语》《墨子》《管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直接引用过许多《书》中的章句和内容。在儒家“十三经”中，《尚书》经义是最久远的，对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秦汉之际，《尚书》在秦兵汉火中湮没，承传再造《尚书》的人，便是西汉大儒，即现滨州市邹平人伏生。
长生齐水 秦拜博士
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卷四》曰：“漯水又东经汉征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以明经为秦博士。秦坑儒生，伏生隐焉。汉兴，教于齐鲁间，撰《五经·尚书大传》，文帝公车征之。年老不行，乃使掌故欧阳生（应为晁错）等受《尚书》于征君，号曰伏生者也”。郦道元在此所言伏生故里，现在滨州市邹平魏桥镇寄驾冢村西北有伏生墓地，在邹平韩店镇苏家村西有伏生祠和衣冠冢，遗址故地俱存。《水经注·济水》曰：“济者，齐也”。从中国远古历史地理的考证看，济水便是古齐水以其降。所以便有古今地名齐州、齐河和齐东等。伏生的原籍，现邹平西北部沿古齐水（今黄河水道）一带，是远古齐水的流经滋润之地域。邹平又是上古邹侯封国，大舜后裔姚姓也受封于此，是我国传统文化基因非常丰厚的地方。
隋代展子虔《授经图》（局部）
伏生，名胜，汉尊号“征君”，后世又称伏夫子、伏圣人。在秦汉时期“生”是尊称，伏生便是“伏先生”的意思。据考，伏生乃炎帝后裔，是孔子弟子宓子贱（宓与伏同音，古来相通）之后，伏生自幼嗜古为学，博览群书，十年拜李悝为师，精读《书》经，对上古四代之事知之其详。史书记载李悝是孔子学生子复（卜商）的弟子，因此，伏生的师承是直接上承孔子的，伏生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家学的渊深和齐鲁大地的文化滋养。又《字诂》曰：“孔子弟子宓子贱为伏羲之后，而汉伏生又子贱之后。宓伏同音。”众所周知，伏羲氏乃中华人文始祖，宓子贱治单父鸣琴不下堂，孔子称之为“君子”。总之，伏生先祖多圣人或得圣人衣钵。春秋以降，齐鲁大地人文昌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度成为中华历史文化学术的中枢轴心。战国时的伏生故里今邹平一带，正处于社会大动荡、思想大碰撞、流派大纷争、学术大分野的交汇相加的有利位置：北邻兵圣孙武故里，东结齐都临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为当时中国各学派荟萃中心，淳于髡、鲁仲连、荀子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讲学著述；伏生生活的年代与稷下学宫的鼎盛时期相去不远。西南是鲁国，尚有孔子儒学的遗韵，加之伏生勤奋好学，终成为一代大儒宗师 。
伏生攻读《书》十分刻苦，他曾把自己关在阴冷潮湿的石头屋子里，“以绳绕腰领，一读一结，十寻（古八尺为一寻）之绳，皆成结矣”（段成式《酉阳杂俎》）伏生何以钟情于《尚书》，这是由他的学术和政治的远见卓识而致。伏生认为只有儒家学说博大精深，最合仁者的人生理想。而在儒学博大体系之中，“诗三百”虽然“思无邪”，若直接作用于治国理政恐怕效果不显；孔夫子对《易》爱之甚深，但是《周易》过于玄远，当国理政者，难以直接据此润泽天下；而孔子一生想要恢复的“周礼”早已时过崩坏，已不可能再支撑起一个即将再生的全新的封建王朝；《春秋三传》记录的，也无非是周天子大权旁落，各诸侯国蚕食鲸吞，奴隶制大厦将倾的衰败史，很难以引发那些新兴改革者的兴趣。伏生反复比较之下，而作为记录上古历史的《书》正好成为他治学的首选。即便是雄视天下的秦王嬴政，也折服尧舜禹汤文武的文治武功。正因为如此，伏生认为《书》虽难，却难以阻止他对尚书的深钻精研。《尧典》《舜典》《大禹谟》的泓涵演迤，《周盘》《殷诰》的佶屈聱牙，都成了伏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乐趣所致。伏生经过长期刻苦勤奋的学习钻研，终于领略了《书》之中华夏民族历史地理文化的珠峰风光，了然其深远浩达的旨趣，终于成为一代儒林翘楚。
唐代王维《授经图》（局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气吞六合，宇内归一”的中央集权的新王朝。开始，秦为了巩固新建的王朝基业，还非常重视网络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学”。济南郡齐东地域以通《书》著名的已40余岁的伏生也被请到咸阳，担当了秦朝的五经博士。当时秦朝征拜博士官70余人，伏生是其中之一，《汉书·百官表》：“博士，官名，掌通古今。”秦初博士官，不但是博通古今的学问家，而且是皇帝治国资政的顾问官员。秦始皇晚年，为了打击与自己政治观点相抵触的一些儒者幕僚、武侠方士，而举暴政焚书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在那个风雨如晦杀机四伏的特殊时期，伏生 回到老家邹平壁藏《尚书》于旧室，再逃难流亡他乡。
教于齐鲁 一代圣哲
《史记·儒林列传》载：“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28篇，既以教齐鲁之间，学者由于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秦末伏生流亡隐焉之地，曲延庆先生依据《伏乘》考证，乃今聊城市阳谷县地宓城集一带，他为秦兵汉火在此隐居流寓20多年。待西汉统一平定以后，伏生回到老家邹平，从旧屋夹墙中找出了所藏的《书》，结果多年因水蚀虫蛀丢失损坏了一些，只剩下28篇。由于伏生早年苦读成诵，虽年事已高，仍了然于胸，可执径而口授之。伏生便以《书》28篇，在齐鲁一带传授讲学以兴国本。汉初，儒家思想又逐渐复苏起来，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撤销“挟书律”，恢复了儒家经书在官方的合法地位。官府也着手搜集以前散失的各种文化典籍。汉文帝刘恒登基以后大兴文教，但此时汉京城中既没有通晓《书》的学者，也没有《书》的传本。汉文帝便诏告天下，在全国寻找精通《书》的人，但当时其他地方已没有人能够传习《书》。后经多方查询，汉文帝得知在当时的济南郡，有一位叫伏生的老人在齐、鲁间传播《书》学。文帝大喜，便准备把伏生召进朝廷传授《书》。可这时伏生已是耄耋老人，根本无法远行赴京都。文帝只好下诏，令太常掌故（九卿之一，是主管宗庙礼仪、文化教育的官）晁错，亲自到济南郡邹平伏生家里，拜师伏生记录《书》，学习整理《书》之大义。
明代杜堇《伏生授经图》(局部)
伏生传《书》，完全是口授，因年老口齿不清，加之方言差异，晁错难以听懂，伏生就让自己的女儿羲娥在一旁为之翻译和转述，晁错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字体笔录的便是现存的《今文尚书》28篇。晁错等回京都后报送朝廷，经汉文帝诏告天下。《书经》复出，不久便立于朝廷官学，被尊称为《尚书》，列为儒家“五经”之一。从此正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宗典。历经两汉，确立了《尚书》在中国古文化体系中的崇高地位，《尚书》学成了朝廷官学重镇，学生跟着老师学习《尚书》，学好了即可做官。根据《史记》和前后《汉书》儒林传的记载，伏生在世时两个得意的弟子，一是齐北千城郡（今高青县）人欧阳生（字和伯），欧阳生传《尚书》给同郡倪宽。倪宽官至御史大夫，又传欧阳生子，以后欧阳氏代代相传，多为博士和太傅。伏生的另一个得意弟子是济南郡人张生。张生为博士，传鲁人夏侯都尉，夏侯都尉以传族子夏侯始昌，始昌官至太傅，代代相传。在经学史上汉代有著名的“欧阳（《尚书》）、大小夏侯（《尚书》）并立”的局面。东汉的皇帝尤其重视《尚书》，东汉光武帝刘秀选用了一个讲授今文《尚书》的学者桓荣担负教授太子（即后来的汉明帝）的任务。明帝即位后，对桓荣十分尊敬，让桓家一连三代担任了五个皇帝的老师。桓荣的弟子中也有不少人做到了卿相高官。至于其它治今文《尚书》的学者在政治上也都享有很高的地位，优越于其他经学各派，特别是欧阳家的门徒更是显赫无比。两汉以后两千多年以来，《尚书》一直是古代士大夫们必读必遵的大经大法。《尚书》所宣讲的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的核心思想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帝王将相以《尚书》安邦定国，工商士民也以《尚书》修身待物。《尚书》中的内容反映了儒家思想对天道、性命、伦理和政治等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南宋理学家蔡沈在《书集传序》中更是对《尚书》的重要性推崇备至，他说：“呜呼！《书》岂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尚书》在中国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一部史书，历史上如果没有邹平人伏生，那么《尚书》很可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失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便失去重要的基石和源头。总之，我们想探求和研究尧舜禹远古时期的历史文化必须通过《尚书》。所以前人说：“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故而历代学者都盛赞伏生的“尚书再造”之伟功。
仁者高寿 天耀北斗
据清代学者陈蜚声所著《伏乘》考，伏生生于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年），卒于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享年99岁。这种考据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大致不谬。历代学者一致公认，从中国古文化的源头上看，伏生在我国的古政治史、文化史、经学史、学术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汉代孔子”。从古到今，历代今文《尚书》学者无不在学术上尊他为宗师，恪守其家法和师承。宋元之际著名学者吴澄作诗说：“先汉今文古，后晋古文今。若论伏氏功，遗像当铸金。”经学家皮锡瑞甚至将自己所居书屋署名为“师伏堂”，以表达对这位《尚书》学派开祖先师的由衷敬仰之情。 尤其从政治上讲，《尚书·禹贡》篇，是极其珍贵的古历史地理志书，由此奠定了中国政治地理从上古就是统一的，疆域从来就是开阔广大的“大一统”观念，其政治意义极为重大。因为伏生传《尚书》之功，所以汉以后历代帝王官府对伏生极为推崇。唐太宗贞观21年（公元647年），唐太宗下诏：“以伏生配享孔子庙庭”。宋真宗咸平四年追封伏生为“乘氏伯”。伏生后裔历代设有奉祀生，奉其家祭，直到中华民国三年改为奉祀官，世袭主祀。1949年以前，州府县官每逢上任莅职，都要亲往拜谒祭祀。伏生的69代长孙伏伯言先生，是最后一名奉祀官，抗战时期他在山东清河区和渤海区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曾任清中专区专员兼临淄县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粮食局局长、交通厅副厅长，1992年6月病逝。
邹平市自元朝以来，一直设有伏生乡，伏生传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圣火。伏生的后裔，世袭五经博士，传习家学，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经学官宦大家族。伏生女羲娥传《尚书》，其孙以治《尚书》征辟，五世孙伏理以《诗》授汉成帝，《齐诗》有伏氏学。六世孙伏湛官至大司徒……伏氏一门堪称家学深厚，人才相济。自伏生以后至汉献帝皇后伏寿，伏生家族共传十六世，经过了秦、西汉、东汉三个封建王朝，历时400余年，世传经学为官为后，是当时山东一带最有影响的经学大族之一。更难能可贵的是从历史文化上讲，伏生开《尚书》学之先河，后世研究此学的学者不绝如缕。唐朝人陆德明专门收录编辑了伏生后学传承情况。清代在《尚书》研究方面更是蔚为大观，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经惟《尚书》最尊”。由此，承仰伏生所辟《尚书》研究，使之成为如此强力的大磁场，凝聚学术界精英智慧，打造出中华文化知名品牌，为人类文明积火传薪。孔颖达《尚书·正义序》历数了《尚书》典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曰：“《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总万几，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戒慎言行也……巍巍荡荡，无得而称；郁郁纷纷，于斯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也。”此言大义道出了伏生治《尚书》学之宗旨，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巨大贡献。如果说兵圣孙武是滨州这块古老大地上巍然矗立的兵学珠峰,那么西汉大儒伏生则是黄河三角洲上璀璨夺目历史文化的泰山北斗。
现代社会知识和科技快速发展，战国时期庄子曾感叹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根”和“魂”。伏生《尚书》疏道致远，垂世立教。我们恢弘至道，就从研读经学元典《尚书》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