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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祥《万年印痕：江南史前文明记》：一场十年的文化长征

【本书简介】《万年印痕：江南史前文明记》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该书以最新考古成果为素材，深入挖掘以鸟图腾和太阳神崇拜为信仰的族群，从北纬30度末端的钱塘江流域兴起，在大洪水时期“海浸”影响下，多种文化元素融合发展，最终在大海侵袭中北上、西进，探索海洋走向深蓝的过程。【作者简介】刘庆祥，中国作协会员，滨州市作协名誉主席。在省以上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三十余万字，发表历史文化研究文章十余万字。有小说、散文被转载、入选年度选本，著有散文集《大河归处》。9月13日，刘庆祥新书《万年印痕：江南史前文明记》签售会在普禾书吧举办，颇受市民关注。因此，记者就此书对刘庆祥进行了采访，以飨读者。记者：作为一个作家，您怎么想到做古文明的研究？刘庆祥：中国上古有三皇五帝叙事，却莫衷一是的杂乱。三皇，在《尚书大传》中是‌燧人、伏羲、神农，在《风俗通义》中是‌伏羲、女娲、神农，在《史记》中则是‌天皇、地皇、人皇‌。五帝，则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等说法。《史记》中，黄帝到大禹有千年，粗算有四十的代差，却记载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代‌。司马迁记载舜是黄帝‌八世孙‌，辈分比禹低得多，却先于禹成为君主。可见，司马迁为延续周朝以来“万世一系”政治叙事做了谱系整合。我曾从事思想政治工作20年，有宏观思维，有追根溯源的习惯，对此类问题很有兴趣。文学创作上，也常带有历史感。商务局工作九年，满世界跑，面对不同文明的冲击。近年，我持续进行东西方文化对比研究，有十几万字的读书笔记。此间，受到郑州市社科院《中州纵横》关注，发表历史文化方面文章近十万字。走上“考古文学创作”这条路，是根据我个人特点，冷静思考后的一次选择。前几年，在小说和散文创作同时，我开始梳理以鸟图腾和太阳崇拜为线索的东夷文明，确立了《东夷文明基因图谱》三部曲创作计划。书中，通过横向对比不同区域、纵向梳理不同时段的考古学文化，科学界定文化类型，揭示其内涵、源流及互动关系，进而全面复原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面貌与发展进程。我认为，按照文化信仰符号—图腾与文化载体溯源，更能抓住社会信仰本质特征，使文化脉络更清晰简明，辨识度更高。收可以聚焦文化基因，放可以涉及专业考古成果，使文学表达丰富自由。记者：作为一本散文体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怎么处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刘庆祥：这是一部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文物实证为依据，兼具文学性、学术性、整体性叙事的作品。该书反映，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以鸟图腾与太阳崇拜为信仰，以玉为信仰载体，形成了天、地、人、神一体的信仰形态，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似的宗教思想。由于宗教更广泛的普适性，其影响几乎主导了从良渚文化时期到商朝灭亡，深刻影响中华民族近二千年。直至周朝八百年，这种酷烈的宗教统治渐渐被中原皇天后土温和文化消解，形成与世界其他文化信仰迥异的、具有鲜明朴素唯物主义特色的中华民族独特文化。这恰恰成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的优秀土壤和文化基础。写作一开始，我就计划找一个虚构、交流的对象，起初想用“寻找蚩尤”为题。确定乌秧，则是在上山遗址田野调查时候。上古时期，乌是鸟，秧则是上山作为稻作起源地引申出的一个符号，听起来也有些古意。记者：作家和专家对古文明研究和表达有哪些不同？刘庆祥：跨学科是《万年印痕》的重要特点。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包含考古学知识，还涉及古代气象学、地质学、社会学、分子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写作中，我发现一个很大问题——考古学里的先入为主。比如，中华文明“西来说”，是中国考古多年桎梏。再如，有些专家把良渚文化部分归于龙山文化，还把良渚文化北上西进，推动中华文明进入复杂化社会的历史弄反了。近些年，考古工作深入，很多历史脉络日渐清晰，中华文明中原中心说逐渐被“多元一体”说法取代。其真相是，中华文明南北两端发展早于、优于黄河流域，先是南北融合，江南文明在大洪水中陨落，才转向黄河流域。龙山文化之后，才形成了以黄河为中心的格局。三年多采访，我接触过不少考古工作者，写了很多考古细节，由衷敬佩已故的施昕更先生，还有蒋乐平、孙国平等先生。在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山东大学博士生独自埋头在八千多年前的垃圾中，一点点分拣鱼骨，让我非常感动。受地域局限，多数考古工作者一生能发现两三个不同类型文化遗址就是非凡成就。他们长期细致入微地将目光投向地层以下，用毛刷、竹签等小心发掘、坐标定位、审视形态，抽丝剥茧般地进行纹饰、色彩、风格等对比。也因此，多数人难以在广域视野里进行宏观审视。比如，由于山东地区考古工作开展早，很多人一直以为大汶口对江南文化影响更大，比如被学界一直误读的“日月山”或“日火山”纹从莒县陵阳河遗址最早发现，大家就公认最先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然而，当它出现在更早的崧泽文化寺墩遗址，却说明它是由南往北传播的，说明来自江南的“金乌负日”融合进了山岳崇拜。因此，我像一名裁缝，按照年代先后，采取多学科互证手段将现有考古成果连缀缝补，考证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的互动融合，审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这本书，在哲学层面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判断，如地理变迁带来的人类迁徙，海平面上升与人类命运的联系，稻粟混合辨析族群融合等，这种大范围、超视域、多学科混合能力，往往是很多考古工作者很难，也不能完全分心去研究考据的。记者：黄河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有关系吗？东夷的鸟图腾是不是贯穿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在我国典籍里，史前文明几乎是一部黄河叙事史。我对中华文明研究，最初着眼点就放在黄河与辽河流域考古遗址，最先进入我视野的是鸟和龙图腾。龙图腾最早出现于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时期，与猪合体后，直至红山文化玉猪龙出现，绵延二千年。距今六千五百年，它出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五千多年前出现在安徽省凌家滩。玉龙，最终成为良渚文化组成部分。而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成为夏朝龙崇拜的证物。近些年，我的研究重心沿着一条鸟的线索展开。凤鸟崛起于高庙，经过大溪文化漫长岁月，在距今六千年前渡江北上，与仰韶文化的鱼图腾族群争斗千年，汇入了中原，使中原文明进入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最终，成为太阳鸟入主中原的内应，成就了中原龙山文化，成为陶寺古城与石峁古城崛起的基石。只有栖息河姆渡的鸟，与太阳合体后，在钱塘江流域蛰伏二千多年，生长成了中华文明一条粗壮的根脉，汇入大汶口与仰韶文化，经过数百年的冲突与融合，形成龙山文化，成就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在《万年印痕》里，贯穿着另一条线——融合，冲突与融合始终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记者：古文明研究对今天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考古与古文明研究，归根到底是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一哲学命题。史前时代没有成熟文字，许多往事留存于传说。经过中国考古人百余年努力，从良渚、上山、井头山，到龙山、陶寺、石峁等众多遗址发掘，无数埋藏地下的玉器、陶器、骨器陆续面世，更为真实完整的中华文明史被唤醒。通过考古实证，我们厘清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完整脉络，打破过去单一的黄河中心叙事，看清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真实演进路径。长江流域、辽河流域、海岱地区，都孕育了辉煌的史前古国，各区域文化不断碰撞、交流、融合，最终汇聚成华夏文明的洪流。把这些历史讲清楚，就是厘清我们民族的来路，让当代人读懂文化基因的形成过程，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同时，古文明研究也是有力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武器。曾经，“中华文明西来说”片面套用西方文明评判标准，把我国早期文明的诸多创造归为外来传入。而从仙人洞、玉蟾岩两万年前的陶器，到上山文化一万年前的稻作遗存，再到良渚古城、龙山黑陶、陶寺礼制遗存，一系列考古成果证明，中华文明的农业、制陶、玉器礼制体系均是在本土孕育发展而来的。再者，“三星堆不敢再挖”等荒诞说法，也需要破除。三星堆出土的玉琮、玉璋等礼器，与长江、黄河流域史前玉器体系一脉相承。其凤鸟崇拜，可追溯到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甚至远至高庙文化。三星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蜀先民的伟大创造，绝非所谓外来文明、外星文明。其实，我们今天的文化特质，很多都能在史前信仰与文明交融之中找到源头。从良渚时期天、地、人、神一体的宇宙观，到周以后朴素唯物主义文化传统的形成，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的突出特性在数千年的碰撞融合中逐步定型，也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深厚的文化土壤。记者：后边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在《东夷文明基因图谱》三部曲，《万年印痕》是第一部，第二部《龙山龙山》正在写，第三部重点写商朝与秦朝，已经在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如果时间允许，计划再把《龙图腾》完成，《黄河一万年》也在创作计划中。